刘翔事件:体育应摒弃权力干预

刘翔事件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故事。在刘翔退役后,本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买断或安置,但一些人却选择了表面的虚情假意,以榨取刘翔的商业价值。原因显而易见,如果刘翔不脱离他们的控制,这些人每年就能从中分得几百万的商业利益。安排的背后原因也不言自明,刘翔的商业价值在这些人手中被榨取殆尽。然而,对于刘翔来说,情况却相当尴尬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早已没有了职业发展的空间,而关键是他已经十多年没有参与自己的主业了。即使当教练,这也很难避免误人子弟的局面。如果刘翔要求安置费,恐怕这笔费用还没有这些年从他身上提成的数额多,这岂不是在自我安置?这和雇佣工作的性质又有什么不同呢?尽管外面天气严寒,刘翔的心中却更加冷寂。这一行为无疑会让众多人心寒。刘翔在亚洲跨栏界的地位,堪比乔丹在美国的地位。我们常说NBA无情,但库班对诺维斯基的贡献却给予了认可,不仅在队内为其安排工作,还在场馆外为诺维斯基竖立了巨大的雕像来纪念他的贡献。显然,像刘翔这样的天才运动员不应受到这样的对待。没有刘翔这样的天赋,中国的跨栏项目依旧是一片空白。事实也表明,刘翔退役后,那些所谓的教练团队并没有培养出如此杰出的人才。刘翔成就了跨栏,而非跨栏成就了刘翔,如果没有刘翔,我们甚至无法摸到跨栏冠军的门槛。

当提到上海,我不禁想起姚明当年前往NBA时的遭遇。姚明希望在NBA发展,却被强势榨取了财富,甚至提出了荒唐的条件,例如要求NBA提供与姚明同等水平的球员,派人指导青训体系,并建设NBA级别的场馆。当NBA的高层看到这些条件时,无不惊讶,他们翻遍历史也没见过如此无理的要求。有谁会傻到为了一项赔本买卖而引进一个与姚明相当的球员?经过多年,上海的体育环境却依然没有任何起色。最终,这一系列经历让姚明感到无奈,他在合同到期后选择提前退役,引发了全国的瞩目。在巨大的压力之下,姚明才最终加入NBA,但即便如此,他们依然从他身上获取了丰厚的财富。我们的体育管理者显得如此短视,常为眼前利益而损害整个体育的长远发展。当年王治郅在NBA表现出色,甚至库班曾希望对他进行培养,可他由于不愿意参加那些无意义的商业赛事,最终被迫回国。虽然王治郅的成就显赫,然而在CBA的辉煌并未能延续到更大的舞台。王治郅离开后,库班则全心全力投入到诺维斯基的培养上,使他成为NBA的巨星。

体育的发展应该本着市场原则,而非沦为权力的附属物。日本足球的成功并非因引进外籍名帅或投入巨资于青训,而是因为他们坚持体育的商业化。当年轻球员看到像久保健英和唐安律等人,通过足球在欧洲取得成功时,这激励了整个青少年足球的发展。尽管在美洲、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上,日本止步于三十二强,但他们与瑞典和荷兰的战绩平局,依然展示了他们的进步。若体育商业化得以实施,那么刘翔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再次重演,这才是体育应走的正道,而非因权力而盲目行动。

观察全球,体育商业化做得最好的当属欧洲。欧洲的青训系统通过球探在各地发掘有潜力的球员,并通过青训补贴来减轻家庭的负担,这样可以增强孩子们的训练效果。有人质疑这种模式是否会带来亏损,其实答案显而易见。一个青训营每年培养一百个孩子,只要其中一个球员转会,就能为俱乐部带来数十万欧的收益。如果培养出主力球员,转会费甚至可能翻十倍。如果能培养出像哈兰德这样的天才球员,转会费更是几千万欧元。这使得一个球员足以支撑青训营的运转超过十年,这正是欧洲足球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。

在商业化运作上,欧美慈善事业亦是典范。他们通过慈善抵扣税收的方式,激励富人参与慈善事业,起初可能出于自身利益,但随着时间的发展,这些富人逐渐被慈善所感动,最终爱上慈善。因此,许多NBA球星在休赛期间积极参与义务慈善活动。举例来说,库里和他的妻子于2019年成立了基金会,致力于帮助奥克兰的贫困人群,提供医疗物资,并翻新破旧的篮球场。我们并非没有热爱体育的人士,像王健林和赵本山曾积极投身于足球领域,这本应是体育发展的良机,却因不公正的比赛判罚和混乱的管理让他们心寒。

事实证明,即便是中国最擅长的乒乓球,也在权力干预的情况下滋生隐忧。当樊振东因陪练缺乏及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选择出走德国时,曾以冠军著称的乒乓球也逐渐揭开了危机的面纱,走向冠军荒。而刘翔的事件也是如此,尽管表面上看,某些人似乎从刘翔的广告费用中获益良多,然而,这样的剥削手法却让整个跨栏界感到寒心。如果他们的孩子能像刘翔那样获得巨大的影响力,并衣食无忧,但倘若他们的孩子只是普通运动员,那些施加压力的人又该为他们的人生负责吗?难道我们要让他们像艾冬梅一样,仅靠摆摊卖金牌为生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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